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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1717   时间:2015/12/22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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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是全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早在1921年冬和1922年秋,就分别到淄川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发展党员。1923年2月,周宪章被发展为淄博矿区第一个党员。1924年7月,淄川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淄博支部建立,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改建为中共淄川支部。从此,淄川地区有了党的领导核心。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创建于1921年7月23日,纪念日为7月1日。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又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制度有密切关系,并处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显得极其软弱。所以,不管是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都没有成功。中国要革命,必须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中国革命的这种要求而创立的。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创立是以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前提的,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有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这样的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工人群众组织,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指导运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为此,它要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并以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所以,只有当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二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才有可能理解旧社会的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也只有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才能建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建党提供了社会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提供了思想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在上海建立。同年秋至1921年春,在武汉、长沙、北京、济南、广州及东京、巴黎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马列主义的研究、宣传和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这样,中国出现了一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进分子,使创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可能。

  3.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即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和从日本东京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委托的包惠僧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当时共有党员50多名。由于上海会场受到暗探骚扰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大会是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的。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有关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它开始采用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组成“联合战线”,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工人群众的这种广泛的革命发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期是不曾有过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建立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人民大革命准备了一定条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它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淄川地区建立党组织的优越条件

  1.淄川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富有革命传统

  淄川,自西汉建般阳县,距今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或设州;或设郡;或设路;或设县;大都通称淄川。春秋时期,淄川已是齐国的一个重要城邑。在淄川东南峨庄乡境内,有座山叫悬羊山。奇特的山名,来源于悬羊击鼓,大败敌兵的故事。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淄川已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淄川的经济开发较早。农业,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和较早运用齐国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得到早期开发。特别是淄川煤炭开采、陶瓷制作、建材工业历史悠久,使之经济繁荣、工业发达。据考证,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淄川东南的口头一带就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北宋时,淄川是我国北方青瓷的重要产区,今寨里镇大张村古窑址,是目前我国北方唯一已知的1300年前的青瓷窑炉。隋唐时期,寨里村出产碗、罐、杯、盘等。北宋时期,磁村出产的陶瓷,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明清时期,坡地烧制的瓮、盆、碟、盏等实用性强,艺术价值高。淄川煤炭早在隋、唐代即已开发利用,唐代、宋代时有较大发展。寨里、磁村、坡地等三个陶瓷制作遗址说明,这些地区盛产煤炭而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陶瓷业兴起,煤炭开发,促进了酿酒、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因而淄川大集始于南北朝时期,盛于明清时期,明清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是全国最大的集市之一。

  经济的早期开发,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加之受齐文化的熏陶,淄川形成了辉煌的古代文明。淄川贤才辈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公孙弘这一伟大的政治家,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是淄川蒲家庄人,他运用其广博学识,深刻的社会见解,操笔为刀,借鬼神妖狐喻人世,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地解剖,所著《聊斋志异》享誉神州内外,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淄川石刻艺术,独树一帜,古建筑艺术,享有盛名;教育、书法、美术、戏剧也有一定成就。

  淄川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方志记载,淄川地区古来有过若干次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那些响应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壮举姑且不说,仅直接发生在本乡本土的较大农民暴动就有三次。一次是明永乐年间农民领袖唐赛儿领导的起义,她以六千之众在淄川东南唐三寨建立根据地,屡挫明朝军队,威振鲁中。在此山上,至今仍留有她当年的旗座、指挥台和练兵场的遗址。另一次是明崇祯年间淄川王茂德领导的农民起义,他聚众万余,与李自成起义遥相呼应,曾两次举兵攻打淄川城,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再一次是清朝咸丰年间淄川南纸坊村人刘德培领导的起义。他率众千余名,攻进淄川城,处决了县令,被公推为“大汉德主”,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两年后虽被清兵镇压下去,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2.淄川地区盛产煤炭,长期遭受德、日的掠夺,从而诞生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

淄川矿区面积约为五百多平方公里,煤炭蕴藏丰富,开发历史悠久,自明清以来就是著称全国的煤炭生产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地位。但是,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国家宝藏却遭到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

德国帝国主义对淄川煤炭进行强盗式开采。1897年,德帝侵占胶州湾,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攫取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30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设立了德华矿务公司,1904年开始在洪山开凿淄川炭坑。据载:1904年6月至1914年9月,德帝仅从洪山、罗村、寨里一带即掠走煤炭193.4万吨,每年平均雇佣工人3400名左右,最盛时的1913年就雇佣工人4216名。他们在矿区实行军事管制,周围设电网,门口有守兵持枪站岗。对工人管理苛刻,工人收入低下,一天的工钱只够一人生活费用,且井下劳动无安全保证。因而,不断激起工人的反抗。1913年秋,淄川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反抗德帝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参加者六、七百人,迫使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

  日本帝国主义对淄川煤炭的掠夺更为残酷。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取代了德帝的统治。日帝特别重视淄川煤炭的军用价值,设立了鲁大公司“淄川矿业所”,由洪山、罗村、寨里扩展到昆仑一带,开凿竖井9个,雇佣矿工达万余人。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淄川煤炭392.9万吨。之后,他们又在华坞、南定、西河、博山等地开凿煤井,继续扩大掠夺而不顾工人死活。如发生在1935年的北大井透水事件,造成539名矿工死亡,就是典型一例。工人不断举行怠工、罢工,破坏生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爱国青年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到会10万人,提出了“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淄川煤矿工人积极响应,举行罢工、游行示威,要求“收回青岛”和胶济湾之权。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淄川煤矿工人自行组织起来,于1920年成立“工人机器图算学校”,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技术。翌年,又创立了“淄川炭矿工人补习学校”,为提高工人觉悟,发动工人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创造了一定条件。

  帝国主义入侵,客观上刺激了淄川矿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其成为山东最大的煤炭产地,从而也诞生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支工人队伍通称10万之众,大都来自淄川附近的农村,也有来自上海、天津、济南、泰安等地的不少技工。这支队伍以受压迫最深,反抗精神最强而闻名省内外。这为淄川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3.淄川城乡交错,交通方便,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淄川地处鲁中,西接济南、东邻青州、直达青岛,南联博山、北靠张店。淄川方园40多公里内,多系农村山区,城乡分散,矿井星罗棋布。淄川煤矿工人多是来自矿井附近的农村,其中大部分一面从事煤炭生产,一面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农闲干工,农忙种田,半工半农的特征。因此,矿工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生活在农民中间,广大农民的疾苦,他们都直接感受到,他们在矿上所受的压迫剥削,农民都深刻了解。他们既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和奴役,又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农民很自然的便成了工人的可靠同盟军。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个论断在淄川矿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淄川铁路、公路交通方便,信息灵通。1904年6月,青岛至济南全长400公里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同时,贯穿淄川境内的张博支线和三里沟至洪山的淄川煤矿铁路支线也通车。淄川公路交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为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提供了既可隐藏迂回,又可迅速来往的有利条件。因此,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山东党组织就把淄川矿区作为发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

  三.王尽美、邓恩铭在淄川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革命之火

  1.王尽美在淄川

  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原名王瑞俊,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莒县大北杏村(今诸城市枳沟乡大北杏村)。1918年4月,20岁的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学习成绩优秀,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善交朋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组织成立了“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上半年又建立了共产主义者秘密组织,相继出版《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宣传共产主义,秘密发展组织。

是年6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大会期间,王尽美的发言和表现给与会的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40年后董必武同志于1961年8月21日在《回忆王尽美同志》一诗中写道: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王尽美参加一大回到济南后即被校方开除。是年冬王尽美陪同中共北京区执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淄川、博山考察矿业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物色人才,开展工人运动。从此,23岁的王尽美脱离了学生生活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王尽美多次出席国际性会议,言谈表现都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一次他参加共产国际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弱小民族会议。会议期间组织参观比利时博物馆,在陈列着各国乐器的地方摆放着三弦,上贴“中国乐器”标签。代表们问王尽美:你会弹吗?王尽美坦然回答:弹不好。晚上与会人员组织文艺晚会,会议组织者提供三弦,大家一再要求王尽美上台弹中国三弦。王尽美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弹奏了《梅花三弄》的曲子,全场叫好,一起要求再弹奏一曲,王尽美又弹奏了《高山流水》,这气势磅礴的旋律,博得了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的掌声迫使王尽美又弹奏了《鸳鸯扣》一曲,与会者个个翘指赞叹中国文化之高超。

  1922年6月,王尽美来到淄川矿区,不仅到电气部、机器部、库房部、医务部等处,了解那些文化技术较高职工的意见和要求,还和王用章一起,深入到淄川、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南定、西河等矿区工人中,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倾听工人的呼声和愿望,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们要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谋求自身解放。王尽美还在洪山镇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多次召集矿工开会,听他们诉说受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的苦难生活。王尽美怀着对矿工的深切感情,讲述矿工苦难生活的根源,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的罪行。他以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介绍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淄博矿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斗争的目标。同时,为了让矿工们更直接的了解组织工会的目的,在矿工中散发了《劝工友们快来入会》的传单,明确提出:“我们发起这个工会,就是想将我们全体工人组成一个团体,专给工友们谋利益。”他还编了歌谣,流传在矿工中:“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界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以鼓舞矿工的斗争热情和士气。

  矿工的觉悟逐步提高,建立工会组织的时机逐渐成熟。6月25日,王尽美、王用章等在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内召开了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250余名煤矿工人代表到会。会议选举成立了淄博第一个工会组织----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王尽美怀着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和热切希望,发表了生动深刻、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工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可如今我们数万煤矿工友们,还长久屈服于资本家剥削之下,每天埋在矿井下的煤堆里,一滴汗一滴血地做十几个钟头的工,像埋在地狱里,暗无天日,稍一不慎,还要连命舍上,而工钱仅得二、三角钱,还要受冻挨饿。我们创造的亿万财富,哪里去了呢?被资本家剥削去了!这是何等不公平的事啊!我们工友们的地位是很可尊贵的,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为自己谋利益的团体……”王尽美满腔热情的一席话,博得了矿工们一片如雷的掌声。他们由于长期处于黑暗势力的统治下,祖祖辈辈受屈辱受压榨,一向被认为是愚昧、落后,只会象机器一样无穷无尽地进行劳作的“煤黑子”。听了王尽美痛快淋漓的演说,矿工们心里豁然开朗,群情激昂,决心“团结起来,谋自己的利益,争自己的人格。”王尽美被矿工们的热情所感动,亲自撰写《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志盛》一文,记述了这次大会召开的盛况。7月9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独立创办的《山东劳动周刊》,在第1号上发表了王尽美的这篇檄文。文章中热情赞扬淄博矿工的新觉悟,称赞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成立“发生此空前盛会,真令人惊异,真是中国劳动运动之曙光啊!真是山东劳动界空前之盛举啊!”,并兴奋的指出:“劳动运动的新潮,中国比起各国来已显落后又落后了。尤其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更是长夜漫漫,不见一线曙光,又谁知底层在黑暗势力之下的矿工队伍里,竟于不知不觉之中发生此空前盛会,真令人惊异!令人佩服!我们在欢乐到无所置词了,只好表示一百二十分的诚意,欢呼: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这既是对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的赞颂,也表明当时淄博矿区工人的革命活动也影响到全省乃至全国。

  是年8月,邓恩铭利用其叔黄泽沛任淄川县知事的有利条件到淄川开展工作。王尽美和邓恩铭一起到淄川矿区深入矿井、工棚,宣传革命理论,发展革命组织。1923年2月,王用章介绍洪山镇“宪章照相馆”的周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王尽美获悉鲁大公司资本家裁减工人后,即到淄川矿区领导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裁减工人的斗争。其间,王尽美还发展了淄川炭矿工人史长森入党。

  中共“三大”,确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王尽美根据组织意见,个人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后,他回到山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是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争取国家和平统一。孙中山在中共的倡议与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12月,王尽美到天津会见了孙中山,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由于王尽美忘我工作,肺结核病复发,经常吐血。但是,为了革命,他仍坚持工作,1925年2月,王尽美在主持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后,与王哲一同到淄博发起成立了“淄博国民会议促进会”。他们深入矿区找工人谈话,召开群众大会,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开展工人运动。其间,王尽美介绍了同兴煤矿公司大昆仑炭栈的宋寿田入党。

  之后,王尽美回到青岛,继续宣传国民会议,发动工人运动,不幸与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现其家乡诸城市建有“王尽美纪念馆”。

  2.邓恩铭在淄川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1901年1月5日生于贵州荔波县,又名黄伯云。他为什么从贵州来到山东,姓邓又姓黄呢?因其父的老姑嫁到黄家无后,从邓家过继一子,生儿黄泽沛。邓黄两家关系密切,都按行称谓,邓恩铭称黄泽沛为二叔父,取名黄伯云。黄泽沛在山东任县知事,1917年邓恩铭离家到山东投靠其二叔父在济南求学。

邓恩铭到山东后,不久便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其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邓恩铭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担任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率领同学们参加罢课、请愿和召开大会等活动,与省立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23日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根据山东党组织的决定到淄川开展革命工作。他们根据一大精神,在工矿区发动工人和附近农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当时,淄川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开办的规模最大的煤矿所在地,发动好这里的工人运动对全省影响很大。又因邓恩铭的叔父黄泽沛在淄川县任知事,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邓恩铭就在淄川县城住了下来。

  有一次,邓恩铭参加宴席作陪,认识了淄川县高等小学校长冯乃章。冯是省立一师毕业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冯邀请邓恩铭到学校去玩。次日,邓恩铭到学校了解情况,冯校长特地介绍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郭粹甫和赵豫章。郭是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毕业,时任淄川县国民学校校长。赵是长山中学高中毕业,时为县立模范小学教员。三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尤其是回忆“五四”运动那段壮举,把他仨紧紧联系在一起。交谈间,邓恩铭有意识地介绍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政治的黑暗等情况,启发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自己的政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自由解放。郭、赵两人非常佩服并赞成邓恩铭的见解。

  邓恩铭除以学校为活动基地外,还经常深入矿区工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调查工人劳动、生活状况,以启发工人觉悟,培养革命力量,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进行斗争。

  当时,王尽美调中央工作,邓恩铭肩负起全省党的工作重担,他常往返济南、青岛、淄博等地开展党的工作。他离开淄川到青岛后,中共北京区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王振翼经邓恩铭介绍于1923年11月来到淄川县立高等小学,找郭粹甫、赵豫章交谈情况并指导“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组织工作。之后,邓恩铭从青岛给郭粹甫、赵豫章寄来一信,说:山东军阀为筹军饷强征产销税,激起了胶济铁路沿线10余县人民的反抗,近闻山东军阀又将增设教育捐,各地人民已准备作普遍反抗,希你们也积极响应这一斗争。两人接信后,与校长冯乃章及“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商量决定在大昆仑炭栈工会发起抗“教育捐”斗争。经各方努力,于12月取得斗争胜利。他们利用这次抗捐争取的款项,办起了昆仑公立两级小学。

  邓恩铭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从青岛赶来淄川会见了参加这次斗争的有关人员,并于1924年3月介绍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赵豫章入党,郭粹甫、周济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中共淄博支部成立,赵豫章成为淄博最早的党支部中9名党员之一。

  期间,邓恩铭与王尽美先后指导了淄川煤矿工人反对资本家裁人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前,邓恩铭指导工人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人学艺研究社”,有会员千余人,在反对资本家裁人减薪斗争中显示了威力。另外,邓恩铭还在矿区住下来,在党的秘密联络点“宪章照相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指导工人斗争。并与赵豫章一起深入淄川、博山各煤矿调查工人生活、劳动状况,写出了“淄川、博山工人生活调查表”,在1924年7月《十日》刊第28期和29期上发表,揭露了中日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工人的惨景,颂扬了工人奋起斗争的勇敢精神。

  这时,邓恩铭的父母连续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又值舅父黄正华与表弟黄印寿要回贵州探亲,叫他同行。但邓恩铭忙于革命事业,毅然拒绝了这些要求。1924年5月8日,他从淄川给远在贵州的父亲发去一信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望,但所志既为此,亦无可如何……完婚事,已早将不能回去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舅父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到荔,问他就知道一切情形了。儿明天回青岛,仍就原事。”这封信充分表明了邓恩铭关心淄川党的事业和坚定的革命理想及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

  1928年10月,淄川炭矿工人准备举行第二次大罢工,不料被敌人破坏,有5名党员被捕,情况非常严峻。邓恩铭再次来到淄川,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群众宣传中共六大精神,揭露国民党对工人的欺骗,并在淄川炭矿东工厂建立秘密活动点,印刷宣传品,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发展党团工会组织,使工人从消沉中振作起来,情绪日渐活跃。

但是,这时曾在淄博工作过的王复元、王用章相继叛变,带领特务破坏省委机关。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到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组织过两次大的越狱斗争,有33人逃出监狱,7人脱险。邓恩铭由于受伤过重,在马路上又被捉回,打入死牢。1931年4月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年仅30岁。济南纬八路青年公园内“四·五烈士纪念碑”就是为纪念被国民党人杀害的革命烈士而建的。

  四、淄川地区的早期党支部及其活动情况

  1.中共淄博支部的建立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组织不断壮大。王尽美、邓恩铭在淄川地区的宣传、发动,工人的觉悟逐步提高,打下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基础。1923年2月,王用章到淄川县洪山镇发展周宪章入党,这是淄川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周宪章是济南洛口人,曾在广州参加海员工会,后到淄川县洪山镇开照相馆。1922年6月25日,他参加了王尽美、王用章等人在洪山镇马家庄组织的工会成立大会,被选为临时交际员,他表现积极,翌年2月,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入党后,其“宪章照相馆”便成为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1923年10月,王尽美介绍淄川炭矿工人史长森入党。史长森,山东省济阳县人,曾任淄川支部书记、淄博张县委书记。1931年在徐州叛党,1952年在济南病死。

  1924年3月,邓恩铭由青岛再次到淄川时发展赵豫章入党。赵豫章是淄川县萌水(现周村区)人,学生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系淄川县立模范小学教员。经过邓恩铭多次谈话,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其阶级觉悟,进步很快,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他是淄川籍人员中入党最早的一名。是年5月,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高涨。出席三大的王用章被任命为驻淄“特派员”,领导开展淄(川)博(山)矿区工人运动和发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王用章回到淄博后,领导淄博矿区工人运动,并加紧开展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到6月底,淄川、博山、张店地区已有王用章、王复元、周宪章、赵豫章、王敬斋、于占麟、张凤翊、史长森、郑子州9名党员,还有3名团员即将转为共产党员,已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在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帮助下,是年7月,经中央批准,中共淄博支部(也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正式成立,王用章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这是淄川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从此,淄川地区有了党的领导核心。王用章、周宪章撰写文章揭露“山东鲁大公司压迫工人”的罪行,报道淄川炭矿工人在中日资本家压榨下的悲惨生活,号召广大矿工进一步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并支持工会组织进步团体“学艺研究社”,以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是年8月,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串通淄川县警察局,勒令“学艺研究社”于10日内解散。对此,党组织领导“学艺研究社”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通过了两项决议:1、组织起一、二、三批工人代表,警察局干涉时与之进行斗争;2、从工人每月的工钱中,每人抽出两角钱为特费,作为坚持斗争的基金。结果警察局不敢以武力干涉,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

  2.中共淄川支部建立

  中共淄川支部是1925年2月在中共淄博支部的基础上改建的。因为:1、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五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均得成立一支部……。因此,原属张店火车站党支部的党员须由此分出;2、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济南建立,这是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尹宽任书记,王尽美、邓恩铭、王用章等为委员(原中共淄博支部书记王用章已调济南工作)。这一领导机构决定将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淄博支部改建为中共淄川支部,隶属省地执委领导,史长森任书记。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王尽美等深入淄川矿区,宣传并发动工人运动,同时,在大昆仑炭栈发展了宋寿田等加入共产党。史长森与张如芝等在昆仑分矿组织工会,成立了“启艺进化社”,以此为掩护,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淄川炭矿工人蒋西鲁经王敬斋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中共淄川支部进行了组织整顿,由省地执委委员孙秀峰代理书记,时有党员30名,分4个小组,分别由王敬斋、孟传扬、史长森、刘兆章任小组长。

  是年9月,中共淄川支部领导矿区工人在“学艺进化社”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工会组织“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选举钳工把头沈延龄为委员长,铆工卢福坦为副委员长,下设秘书、组织、宣传、财政、交通等部门。俱乐部购买了锣鼓胡琴等乐器,以吹拉弹唱等娱乐活动为掩护,团结工友,联络感情,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反对资本家裁人,争取提高工资,为工人谋求利益,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俱乐部对会员授发了印有镰刀斧头和旗子图案的“工人俱乐部”袖章。会员出入矿门时,昂首挺胸阔步,连门警也客气了。

  10月,直奉军阀战争爆发,铁路滞运,煤炭堆积,淄川炭矿资本家决定裁减工人。但由于惧怕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反抗,他们便耍阴谋搞欺骗,瓦解、恫吓工人俱乐部,企图使会员涣散。又加11月孙秀峰在济南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共淄川支部改由张如芝任书记。张如芝虽有文化,便于作宣传工作,但因身体有病,年底去世,使党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1926年2月30日,鲁大公司淄川炭矿突然贴出裁人布告,工人俱乐部的骨干卢福坦、黄文、王敬斋等20多名党员同时被裁,引起了矿工和家属的强烈不满。为同资本家开展反裁人斗争,中共山东地执委立即研究采取措施,并委派地执委委员刘俊才赶到淄川矿区主持指导一切。刘俊才到淄川后,加强了淄川支部和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卢福坦任中共淄川支部书记,有工人俱乐部出面,组织被裁减的工人成立“失业代表团”;在业工人成立“后援会”。并于3月5日印发《告工友书》和《泣告父老书》,揭露资本家的阴谋,陈述工人的痛苦生活,争取附近农民的同情和赞助,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3月7日,工人俱乐部组织万人大会,喊出了“打倒资本家!”的震天口号。会上选出代表向资本家和地方官僚展开了交涉斗争,迫使淄川炭矿于14日宣布“特支出3500元救济金”作为被裁减工人的遣散路费。

  这次淄川炭矿工人反裁人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工人俱乐部在工人、农民中获得了信赖,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党中央的好评。这是继“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来,工人向资本家开展斗争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3月17日,团济南地委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淄川炭矿工人反对资本家裁人情况的报告”。5月,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报告说:“山东各地工会完全不能公开……团体尚能保存。现在各地均有工会小组,以胶济铁路及淄川炭矿工人为好。”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矿工运动……只有开滦、淄川、博山等处有过相当组织,以后应继续进行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

  另一方面,通过斗争还培养、锻炼了干部并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工人俱乐部的骨干、党员王敬斋、蒋西鲁被选派到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5月1日,李子珍代表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黄文被选为六大代表,于1928年6月出席了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卢福坦相继担任了中共张店地执委及青岛、天津市委和山东、河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等重要职务。此时,中共淄川支部的活动范围由炭矿扩大到附近各农村,由里工扩大到外工和农民,先后在石谷、西河、解庄、洪沟、翟家庄等处建立了党支部,并在解庄、洪沟、梁家庄成立了工人、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至1927年春,党员发展到80余人,洪沟村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40余人。此时,中共张店地执委建立,卢福坦任书记,淄川党的工作隶属张店地执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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