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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川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壮大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10742   时间:2015/12/22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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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川党组织自1924年7月建立至新中国诞生前,经过了25年艰难的历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接受了种种严峻考验,从一次次挫折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为领导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打败日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战胜白色恐怖,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一、淄川地区党组织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席一大的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到淄川矿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2年6月,王尽美主持召开矿业工会淄博发起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委员,为矿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淄川地区的第一个党员和第一个党支部

  1923年2月,周宪章被发展为淄川地区第一个党员。周宪章,济南洛口人,曾在广州参加海员工会,后到淄川洪山镇开办“宪章照像馆”,1926年6月积极参加淄川工会成立大会并担任临时交际员,经考察,被王用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淄川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淄博支部建立,直属中央领导,王用章任书记,时有党员9人。王复元、周宪章、史长森、王敬斋、赵豫章、于占麟、张凤翊、郑子州。

  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淄博支部改建为淄川支部,隶属山东地执委领导。淄川支部领导炭矿工人向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开展斗争。1926年秋,中共洪沟支部、翟家庄支部和解庄支部相继建立。从此,革命烈火在淄川大地上燃烧起来。

  2.淄川党组织战胜白色恐怖和极“左”路线干扰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血腥镇压,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山东省委派丁君羊、张洛书、李英杰等到淄川矿区开展工作,组织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会”,领导召开了沈马庄龙王庙矿工积极分子大会,积极准备罢工活动。随着党组织的扩大,为加强矿区工作的领导,1927年10月,中共淄博张县委成立,书记史长森,共有支部10个,党员234名。当时虽然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但党员坚持开会、学习,开展工作。矿区附近许多党员的家,都是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员和工运骨干经常在车锡贵、张德水家里开会学习。主要是《党内课本》、《共产主义ABC》、《红星》等书籍。当年的党员牛茂栋回忆说:“在敌人的统治下,我们仍然坚持正常过组织生活,每周一次党小组会。当时山东省委派来工作的张洛书、李英杰和卢福坦都曾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是年11月上旬,全国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运动已经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使“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1928年1月,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山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认为山东的党员中受机会主义的毒很深,有根本改变的必要。随之,淄博张县委根据省委的要求大力进行清党,清党后只剩党员50人,使党的力量大大削弱。

  当时淄博张县委为什么在革命趋于低潮的情况下,还错误地进行清党,这主要说明当时的党组织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上级党组织提出的清党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的思索,使革命遭受了损失,给敌人可乘之机。

是年2月,在全国大部地区已停止执行瞿秋白“左”倾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山东党组织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全省各地想方设法巩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领导权威。为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淄博张县委改为淄张县委。县委书记张洛书和省委派到淄川的干部,领导淄川炭矿党组织深入矿区农村,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

  5月3日,日军出兵济南大肆屠杀爱国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日军又乘机出兵洪山,并指出在胶济铁路沿线20华里内不准中国军队进驻。淄川县知事陈学海被迫于6月底由县城撤到马棚村。对此,淄川党组织领导淄川民众、学生上街游行,人们高呼“勿忘五三”的口号,查禁日货,声援济南,并两次在淄川六龙桥烧毁日货。淄川炭矿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厂方剥削压榨工人的罢工活动等等。淄博煤炭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月,共产党员黄文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黄文被选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委员。

  是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反动势力进入山东,并与日军相勾结,残酷镇压工人运动,淄博矿区的革命斗争趋于低潮,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脱党、有的自首。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8月,中共淄川特支建立,武胡景任书记,下辖5个支部,共有党员24名。特支建立后,主要是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准备领导工人于8月15日进行第二次大罢工。因淄川县反动当局得知消息,逮捕共产党员许吉富、翟作仁、孙发财、李维修等,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罢工斗争未能进行,武胡景也被迫离开了淄川。不久。邓恩铭到淄博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车锡贵接任了中共淄川特支书记一职。

  3.与可耻的叛徒作斗争

  因革命失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开始退党、脱党和叛党。有些叛党分子投靠国民党后当了特务,对党组织造成极大危害,中共山东省委内叛党投敌的王复元和王用章兄弟二人即是这类叛徒。

  王复元是山东省历城县人,原是济南一中的杂役,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过山东省委(地执委)秘书工作和组织工作。1927年,山东省委派他去武汉参加会议时,中央把1000元活动经费让他带给山东党组织。王复元见财忘义,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回来时,扬言钱在途中丢失。当时党的经费异常困难,党组织和每位同志一分一角都惜之又惜,他的错误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内批评。但他对党的追查和批评不仅不接受,反而怀恨在心,采取和党闹对立的态度。

  1928年冬至翌年1月,王复元、王用章先后叛变。1929年春,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在破坏了省委机关后,又沿胶济铁路东下来到淄博。由于他们二人都曾在淄博地下党做过领导工作,熟悉情况,淄博党组织全部被出卖。他们首先策动淄博矿区党员孟传扬(又名孟俊生)叛变,当上国民党淄川县党部常务委员兼农协会常务委员。孟传扬和一些叛党分子,把淄川党组织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在王用章的指挥下,淄川县长邰文镜和孟传扬亲自出动,带领军警和保卫团到处追捕和监禁共产党员。曾在山东省委做掩护工作的刘兆章在石谷被捕,车锡贵在淄川被捕,张德水、蒲文泉等淄川党的负责人也先后被捕。1929年1月,邓恩铭由淄博回到济南时被捕。邓恩铭、车锡贵同战友们与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31年4月5日,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不管敌人多么凶残,吓不倒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杀不尽、斩不绝的,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淄川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对山东省党组织的破坏威胁甚大,根据中央指示,决定铲除“二王”。为此,山东党组织于1929年2月在青岛召开省、市委联席会议,决定派人侦察“二王”行踪。7月,王复元到青岛策划破坏我党组织时,省、市委当即决定在青岛处决王复元。8月16日下午在中山路新盛泰鞋店由中央派遣的人将其击毙,清除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之后,王用章也受到应有的惩处。

  4.淄川党组织的恢复情况

  在山东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里,山东省委仍然十分关心淄川地区党的工作。1929年5月省委派省委委员王景瑞为特派员,到淄川以经营估衣为掩护开展工作,恢复党组织。但是由于敌人一次次的大破坏,使山东党的组织失去了领导机关,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的同志,一方面各自为战,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中共党员鹿省三、张天民与组织失去联系,在济南分手后,张天民到淄博华坞煤矿,以拉煤工、拥车工为掩护,开展工运工作。鹿省三回到原籍莱芜,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于3月到华坞煤矿为张天民恢复了党的关系。随之,张天民又发展采煤工人贾喜明、拉煤工人孙维勤入了党。夏末,张天民和贾喜明到西河煤矿斩龙剑煤井做工。这时,中共党员、济南正谊中学学生柴宝忠也到西河矿做工。10月1日,由鹿省三主持,在西河煤矿成立了中共淄博特支,张天民任书记,王承一任组织委员,柴宝忠任宣传委员。特支成立后,党员很快发展到十几名,并在西河、黄家大洼煤井组织矿工开展了“哄班”(即罢工)斗争。1934年张天民等离开淄博矿区。193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天民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又来到淄博矿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年底,恢复建立了中共洪山支部,并兼任书记。1937年上半年,又建立了中共佛村支部,吕效勉任书记。这两个支部的建立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的中坚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淄川党组织经历的最为艰难的时期。由此,使人们深深感到,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是多么艰难和曲折,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不是因为敌人的残忍和强大,而是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和党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所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是非常重要的。

  二、淄川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

  淄川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七七”事变后,她又领导淄川人民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历经八年的战斗历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1.抗日战争初期党组织的发展和对敌斗争情况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抗战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毛泽东强调指出“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广大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夺取抗战的胜利。淄川党组织遵照北方局“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

  1937年10月,按照省委指示,中共淄博矿区工作委员会在洪山矿区成立。在矿区工委指示下,洪沟、洪山及佛村三个支部,将各游击武装共100余人汇合在一起,于12月底参加了黑铁山起义,被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第四中  以淄东山区佛村一带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1月,抗日游击队第十四中队在淄川矿区大窎桥村一带成立。之后,淄川地区就有二中队、六中队、二十三中队等抗日队伍迅速建立起来。这些抗日队伍建立后,开展了铁路破袭,攻克敌人据点,炸毁敌人电厂等工作,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到5月,即发展到6个中队,千余人。这些抗日武装的组建,保卫了党组织的发展,党组织的发展又开辟了武装力量的源泉。

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淄川党组织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年6月,中共淄川县委建立。县委建立后,县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相继建立。9月,中共淄川县二、九分区委建立。1939年6月,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县委、县政府开辟建立了淄东抗日根据地。由于党组织的逐步健全,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至1940年,全县党员发展到2700余人,党组织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大,开展了抗日宣传和抗日斗争,并领导淄川人民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严厉打击了多次制造摩擦事件的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

  2.淄川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坚持战斗

  淄川地处鲁中山区的北翼前沿阵地,日军勾结伪顽势力,在佛村、太河、源泉等地安设了据点,淄东形势恶化。泰山地委和专员公署指示淄川领导机关迁往淄川西部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淄东成立行署继续坚持斗争。

1940年6月,淄川县委、县政府转移到淄西后,由于我抗日部队纪律严明,热心为群众办事,又能耐心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快赢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信任。县委在这里举办村政干部、自卫团干部、党员基础知识等训练班,对干部和党员进行革命教育。

  是年9月,淄川县委代理书记李治祥调泰山地委党校工作,边一峰接任书记职务。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边一峰、赵一川(县长)、赵需人(宣传部长)、刘海岩(军事部长)、晏兴堂(公安局长)、孟玉林(农会主任)、孙友德(工会主任)7人组成中共淄川县委员会。班子调整后,即召开了讨汪精卫反沈鸿烈投降行为的大会,在县机关驻地建立了金寨区委,成立了区公所,同时在一区、八区也成立了党政领导班子。淄川党组织在较短的时间内开辟了淄西根据地,使抗战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由于淄川县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扩大,抗日队伍迅猛发展,因而引起敌人的恼怒和恐慌。敌人乘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保卫秋收,组织反“扫荡”时,于1941年9月18日夜,纠集上千人的武装从四方出动,合击我县机关驻地峪口村。在此严重形势下,县委、县政府当即作出应急部署:县大队分兵阻击,金寨区区长李守真和县政府王科长负责组织群众转移。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进行突围。我干部战士临危不惧,英勇奋战,突破敌人包围,向北转移到长白山区(当地称白云山)。一周后,县机关返回根据地,帮助群众重建家园。这一带,有二十多个村房舍被焚毁,秋收登场作物也被损毁无余,淄西根据地人民遭到惨重损失,我抗日武装力量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在“九一八”反“扫荡”中,县大队副政委许光汉等30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从这次大“扫荡”开始,敌、伪、顽多次对我淄西根据地进行侵袭“蚕食”,根据地被限制在十几个村之内,俗称“一沟之宽,十里之长”。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中共淄川县委在莱芜县上法村召开干事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认识,明确了今后的斗争任务,坚定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会后,县委领导带领干部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

  1941年夏,鲁中区党委为了进一步加强淄东的抗日工作,派益都县代理书记赵西林负责筹建中共益临工作委员会和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工委由赵西林、张敬涛先后任书记,四联办由冯毅之任主任。办事处建立后,淄东行署撤销。当时工委、办事处活动地区周围到处都是日军林立的据点。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也与工委、办事处对峙。党的组织四面受敌,活动异常困难。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之所以得以巩固和发展,是由于同根据地人民唇齿相依,团结战斗,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使党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根的结果。

  是年下半年,原博山七区区长孙伏武,益都县四区区长邹民山,淄博矿区党委宣传委员孙化清,淄川县洪山区委书记邵春光、区长孙俊礼,淄川县公安局长郭俊三等先后叛变投敌。有的当了剿共队队长,疯狂残害我革命干部。二区区委书记黄金标、区长孙化美等领导干部被残杀,使淄川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淄川东部地区的抗战形势更加恶化。为了打通被敌人阻断的鲁中区与清河、胶东根据地的淄河通道,泰山军分区副司令员钱钧带一个连的武装驻扎在淄河以东,密切配合工委、办事处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军民战胜灾荒,坚持了淄河流域的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出现了淄博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年,天灾、人祸、瘟疫、战乱接踵而来,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淄川党组织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渡过灾荒年,中共淄川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救助委员会,并报请上级拨款13万元救济了3万多困难户。全县人民之所以能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主要原因是:

  (1) 淄川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采取有力的对敌斗争措施

  为创建淄东、淄西根据地,淄川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发扬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淄川县委在淄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多次惨遭敌人“扫荡”,已经处于最困难的阶段,淄东抗日形势也非常艰苦。此时,上级先后将博山县二区,莱芜县的茶叶区、抬头区及章丘县的青山区划归淄川县。淄川县委积极贯彻上级指示,依托这块扩大了的根据地领导全县人民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中共山东分局于1941年7月发出的《抗战第五年的山东十项建设运动》的指示后,中共淄川县委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相继召开会议,发出号召,要求认真贯彻分局指示,切实把《十项运动》作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奋斗目标。

由于淄川大部地区被日、伪占领,东西联系隔绝,南北交通中断,泰山地委于1943年10月在淄川西部敌占区建立了中共淄西工委和淄西办事处,并将淄东的益临工委改为中共淄河县委。中共淄西工委和淄西办事处成立后,变淄西敌占区为我党领导的游击区。这一带恰处敌人盘踞的张店、淄川、周村三城之间,系敌人残暴统治的腹心区域。工委、办事处成立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和胶济大队这支武装力量,坚持白天隐蔽,夜间活动,一面秘密开展工作,一面巧妙进行对敌斗争,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工委、办事处的同志们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斗争策略,狠狠地打击敌人。同时,根据党的政策,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缴纳抗日粮款,支援根据地和全国抗日斗争。另外,委托我干部、战士和地下党员,以商人身份出面办商号、开油坊,通过经商,千方百计为党筹措和积蓄抗日经费,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两面政权,开创了淄西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在淄西三角地带上,原有我党较好的抗战工作基础。这里不少村庄,早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靠近胶济铁路的房家庄,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建立了党支部。中共淄西工委和办事处深入淄西三角地带后,首先恢复了地处三角地带东北部的南家庄党组织。这个村庄周围紧邻张店、马尚、傅家、南定等日伪据点,由于敌人控制甚严,抗战工作久难开展。党组织恢复后,这个村成了工委、办事处的重要基点村之一。工委、办事处还开展了两面政权工作,扩大对敌斗争阵线,发展了淄川的抗战形势。

  工委、办事处辟畅淄西通道,保证了鲁中区同清河、胶东区的联系。位于淄西三角地带南部山区的马棚和北部胶济铁路南侧的常旺庄,正是淄西交通要道的南北咽喉,日伪军一向对这两处控制极严。1942年春,淄川县大队和公安局配合主力部队拔除马棚伪据点,这南部咽喉已成为南北交通驿站,但北部咽喉常旺庄仍在敌人严密控制下。1943年9月,我泰山军分区十二团二营60余名指战员夜宿常旺庄时,即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致营长孙哲及13名战士在突围激战中牺牲。为彻底打通淄西通道,工委、办事处指挥胶济大队消除其他一些敌伪障碍后,于1944年5月拔除了常旺庄伪据点,从此,淄西通道畅通无阻了。

  (2)整风运动的开展,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领导淄川民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淄川县委根据上级党委部署,从1942年始,利用战争空隙组织党员分批分期进行整风学习,并遵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边学习文件,边对照自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学习,机关党员干部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转变了作风,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更加广泛的宣传,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密切了党群之间的关系,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3)淄川党组织重视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1942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的《对各财委会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求得胜利,不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或政治的进攻所能完成。开展财经工作,克服物质需要的困难,在目前说应是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共淄川县委认真贯彻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根据泰山地委的部署,在根据地内加强了经济建设,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待遇的斗争。1943年春,县委、县政府成立救助委员会,号召把救济受灾群众,当成党政军的中心任务。县委书记蒋方宇、县长左希温率领县直机关干部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与民争利”的精神,带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搞运输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县机关基本达到自给,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与根据地人民共同渡过了困难,密切了党群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由于淄川县党组织积极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使淄川抗日军民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3.淄川党组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1944年3月,淄川党组织领导淄东军民配合主力部队,摧垮了吴化文的主力部队。不久,我军攻克了太河、口头敌伪据点,进行了土湾战斗,智取了敌占马鞍山要塞,收复了淄东大片土地,与沂鲁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淄西工委、办事处在淄川西部地区领导胶济大队历尽严寒酷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敌占区扎下了根,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村政权,扩大了抗日武装部队,恢复了被敌人占领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淄川县委积极响应山东军区、省行政委员会指示,积极发动根据地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党员带头组织换工互助队、代耕队,为烈军属、无劳动力户种地,机关干部协助发动群众搞好生产。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基本自给,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自7月开始,淄川县委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斗争。通过开展这些工作,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了30多名党员,在一些重点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报名,建立和扩大了民兵组织,建立健全了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改选和充实了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斗争,抗日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

  是年8月,中共淄川县委更深入地开展敌后斗争,建立了中共淄城工作委员会和淄城办事处。淄城工委和办事处成立后即在淄川县城附近村庄开展工作,有时也潜入城内活动。为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为部队征粮、征款、送情报、送炸药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5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淄川县委举办训练班,组织学习七大文件,统一了全党对抗日斗争形势的认识,做好了以实际行动迎接抗战胜利的思想准备。在七大精神的鼓舞下,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主动出击,攻克了磁窑坞、馆里敌据点,将敌人全部消灭,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8月25日,我鲁中部队攻占了西河、洪山、淄川等重要城镇,淄川县获得解放。

淄川党组织,历经八年抗战,她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淄川党组织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1924年中共淄博支部建立时的9名党员,到1945年6月,全县有党支部94个,党员1145人。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千险万难,战胜了日伪顽的军事进攻,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淄川党组织在八年抗战中,斗争经验是丰富的。其一: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其二: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其三:坚持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策略。

  三、淄川党组织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前划归淄川县领导的博山县二区,莱芜县的茶叶区、抬头区,章丘县的青山区,陆续划归原县,而由原淄川县划出的各区也陆续回归本县。这时,淄川县共有城区、洪山、龙泉、昆仑、金寨、冲山、萌山、商河、蟠龙、崔军、蓼河11个区。各分区委在中共淄川县委的领导下,领导民众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努力。

  1.淄川党组织领导人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淄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迫切要求实现政治民主。这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则坚持内战、独裁的卖国政策,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继续坚持反动统治。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蒋介石并未执行,他毅然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9月6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纠集3000余人,在数千名伪军的配合下,沿胶济铁路东犯,13日侵占淄川城。对此,我鲁中部队四师、九师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于1946年1月11日攻占洪山镇,12日收复淄川县城,击溃敌军千余人。在打击敌人,保卫胜利果实的同时,淄川县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使全县870家佃户、150家借债户按政府法令减了租和息,880个雇工增加了工资。

  县委副书记李元荣,九师政委李耀文主持召开了军民庆祝“双减”庆祝大会。从1946年5月始,淄川县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县范围内以贫雇农为核心,团结中农,向恶霸地主、汉奸、匪特和资本家、大把头讨还血债,进行倾吐苦水和反奸诉苦清算斗争。这场斗争,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政权。

  2.淄川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党中央在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6年7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侵占淄川县城,我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到东南山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试点。

1947年2月下旬,莱芜战役获空前大捷,全歼敌军5.6万人,收复鲁中10多处重要城镇。国民党淄川守军回缩济南,淄川县党政机关进驻淄城。

  1947年3月,为了迅速推动土改运动的开展,中共淄川县委在华野大军驻淄川休整的大好形势下,在龙泉区举办了大型贫雇农土改训练班。通过举办训练班,发展党员119名。全县共举办土改训练班22个,训练土改积极分子13234人,提拔干部1548人。淄川县党组织领导广大民众通过土改和土改复查,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的土地关系,使广大贫苦农民过上了“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当主人”的幸福生活,充分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顺利地完成土改运动,使迅速扩大的党员队伍思想更纯洁,作风更扎实,战斗力更强,淄川党组织边进行土改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1947年6月,淄川县委召开“检查领导整顿思想与评功选模大会”等。总之,土改运动对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对人民武装的壮大,对支援前线和保家保田等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淄川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参加战略反攻

  蒋军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又采取了“点线防御”重点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山东,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总指挥,纠集25.5万人,向我沂蒙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发动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4月下旬发动泰蒙战役,歼敌3万余人。5月16日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的七十四师3.2万余人。6月底,蒋军以24万兵力再次进攻沂蒙山区又被击退,华东野战军转入了反攻阶段。

  就在这时,蒋介石继续抽调军队沿胶济铁路向东进犯,淄川党组织积极响应鲁中区党委的关于“鲁中已大部分被敌侵占,各地须全党动员,下定决心,艰苦奋斗”的指示,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8月,淄川县党政机关撤出淄城,与部分村干、土改积极分子分别向淄东、淄西山区转移,另有一部分转移到黄河以北地区备战。县委副书记朱光旭在组织干部、群众转移时,与敌遭遇,战斗中光荣牺牲。18日,国民党军队又一次侵占淄川城。以逃亡地主、恶霸、旧官吏、流氓、兵痞组成的“还乡团”趁机对未转移的土改积极分子、区村干部及普通群众进行大肆杀戮。自1947年8月到1948年3月仅7个月时间,就杀害我干部群众1110人。

  在国民党侵占淄川期间,我党我军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备战, 一面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反击。如淄西禹王山战斗获胜,保护了转移干部、群众,淄东蓼坞反击战告捷,扭转了淄东形势。1948年春,中共淄川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在党员中通过自上而下自我检查,相互批评,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党员干部普遍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从而使党能够更好地领导群众投身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

  1948年3月21日,华野七纵在鲁中警备团及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歼敌1.2万人,最后一次解放了淄川城。接着,全县人民积极支援济南、淮海战役。在解放战争中,淄川县为支援前线,共出民工15.4万次,小车26293辆,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自1948年冬到1949年2月,淄川党组织共组织兵源2576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二十二团,超额完成了淄博特委分配给淄川县2200名的建军任务,南下支援全国的解放。1949年10月,淄川县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公开,全县有党员1914名,党支部141个。

  纵观淄川党组织的战斗历程,她是在白色恐怖中诞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她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几经挫折,逐渐成熟,发展壮大,并领导全县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由于:淄川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革命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正因为如此,淄川党组织和广大民众为淄博乃至全省、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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