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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县的土改运动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1556   时间:2015/12/22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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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前,淄川县有人口371629人,耕地489598亩。据典型调查材料推算,占全县总人口不到3%的地主,占有全县总耕地40%以上;占全县总人口50%的贫雇农,却仅有不到30%的耕地。也就是说,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多数贫雇农无地或少地,广大农民群众受着地主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终年劳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极不公平。这一封建土地占有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群众,势在必行。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支持下,自1945年6月至1951年3月,淄川县的土改运动,经过反复多次的阶级大搏斗,终于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项根本任务。
  一、 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
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历代封建剥削阶级赖以剥削广大农民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前,淄川县的广大农村,封建土地关系占统治地位,地主占有土地比较集中,大量土地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地主手里,租佃、雇佣、借贷关系形形色色,封建剥削十分残酷,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从以下几个实例可以看出,淄川县在土改前的土地占有制是极不合理的。如:井家河某地主,占有耕地1500亩(是全村总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瓦房120间,房基地14亩,另外在张店、淄城、周村、济南、徐州、南京等地开设商店、钱庄、当铺等19处。张李庄某地主,占有耕地720亩(是全村总土地的二分之一强),住宅占了半个庄。从慕王庄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看,占全村人口13.5%的地主,占有近70%的土地。从寨里镇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看,占全镇总户数不到3%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却是贫苦农民户的近40倍。(见附表)

  慕王村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阶层  人口  占总人的%  占有土地  占总土地的%  每人占有耕地
  地主  98    13.5    1650     69.4     16.7
  富农  5     0.7     25     1.05      5
  中农  121     17     326    13.72      2.7
  贫农  498    68.8     377    15.83      0.75

  寨里镇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阶层  户数  占总户数的%  占有土地  占总土地的%  每户占有耕地
  地主  32     0.8     550      22       38.2
  富农  112    2.2
  中农  2150    19     15900     62        2.7
  贫农  3911    28     4100      16       1.05

  地主利用占有的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地剥削,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雇工剥削
  地主阶级利用封建土地关系剥削农民的一种形式是雇佣制,地主通过雇佣以年为度的长工和计日、计月的短工、月工进行剥削。如:慕王庄有9户地主,除雇有40多个长工外,每年还雇用许多短工。张李庄地主某家族,除雇长工外,每年麦秋大忙季节,每天雇短工120多个,麦熟时则强令全村90多个佃户先给他家收割庄稼。他只管饭不付工钱,明目张胆地盘剥农民。
不论长工或是短工,当他们年老体弱后,不能再为地主当牛做马时,便被一脚踢出门外,落得悲惨而死。邢家庄的雇农傅二给慕王庄的地主当了17年长工,年老被解雇时,一无所剩,流浪街头,冻饿而死。吕家庄的雇农傅乾格1942年给地主扛活一年,年底算帐时,地主不但不付工钱,反要他倒找饭钱,结果病气交加而死。
  (二)出租土地
  出租土地,即地主把土地出租给佃户经营,是地主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地主出租土地分死租(即定死每亩交租数量)和活租(即定死交租成数,按实收量折算交租)两种。无论死租、活租,农民种地所得总是收获的少量。如:慕王庄某地主占有土地1400亩,出租1200亩,每年坐收租粮20万斤。井家河某地主占有土地1500亩,除雇工耕种360亩外,其余全部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每年坐收大量租子。农民辛苦一年,交完租子所剩无几。1935年,农民孙洪修租种某地主10亩地,议定每亩交地租210斤,时逢这一年遭灾欠收,某地主不但收回了土地,还逼迫孙洪修与儿子干了一年苦工,才勉强还上欠租。
  (三)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是地主盘剥农民血汗的一种毒辣手段。通常高利贷有两种:一是放粮,二是放钱。放粮多为春借夏还或春借秋还。春季借用了租粮(谷子、玉米、高梁)夏还细粮(麦子)。春借一斗,秋还二斗。地主在放“钱”中的高利贷花样更多,最普通的是三分利,即月息3%,有的利率达10分,即当年本利平;还有“利”又生“利”的“驴打滚”,即利加本一同生息;有的实行先收利的办法,即高利贷主在向穷人借出钱时先把当月的利息扣下。如:农民许德洪借慕王庄某地主“泰兴银号”50元钱,利息10分,一年本利平,50元就变成了100元。年底因无力还债,3间草房被迫抵债。许德洪一家老小无奈下了关东,许卖劳工丧命。洼子村某地主,放高利贷不收破月利,超过一天就收一个全月的利息。他的亲外甥借了他的钱,秋前到期无力还债,他立逼其外甥卖掉已经成熟的3亩高梁地还了债。
  地主放高利贷,除了上述借钱还钱、借粮还粮者外,还有“借钱还粮”的,即将借出的钱折算成粮食,到期以粮还债。还有一种叫做“质地作押”,即借债人用地亩作押品,到期无钱,土地就归债主所有,因为借债人均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向地主借债的,地主趁火打劫,压低地价,侵呑农民的土地。如:井家河农民孙义仁,借了某地主的一笔钱,到期无力偿还,年年新债压旧债,结果4年以后,8亩地全被地主占有。
  地主除用以上各种办法盘剥农民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势对农民进行强取豪夺。如大窎桥村某地主,在日军侵占淄川时,投靠日军当了汉奸队长,横行乡里,欺压四邻。他看中了农民王克修的5亩好地,便伪造罪名,把王克修抓到炮楼里,用尽毒刑,逼得王克修家人将5亩地“卖”给了他,才把人放出来。井家河村某地主,原来的住宅不过7分地基,在他家有人进了官府后,便依仗权势赶走了10余户贫农,将院落扩大到14亩。渭头河村某人是个地主兼资本家的权势人物,他想买本村李太源的房子,李不卖,他便指使人在李家门前倒炉渣瓦片,造成李家出入无门,迫使李家将房屋忍痛卖给了他。
  旧社会,穷人最怕遇到灾荒年,但地主却盼着快来灾荒年。因为遇到灾荒年,就是他们趁机盘剥穷人的好时机到了。一年夏天,久旱不雨,土地龟裂,眼看着庄稼枯死,大窎桥村某地主却摸着小儿子的头说:“龙子,再有30天不下雨,你爹我就能给你买进两顷好地!”
  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历代农民的英勇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无间断。农民斗争的中心是争土地所有权问题,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才夺回了土地,翻了身,获得彻底解放。
  二、淄川县土改运动的过程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6.6—1947.2)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改试点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党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全县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农村政权得到巩固,各项工作发展较快。抗战胜利后,为了巩固斗争成果,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并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是我党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这个政策对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起了决定作用。《五四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据此,6月26日,鲁中区党委在博山四十亩地召开会议,由向明书记传达文件,部署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淄川县委副书记李元荣和县长薛玉参加了会议。因此时淄川县委撤出淄城,所以在莱芜境内举办了土改训练班,由翟里亭主持,各分区委书记参加,学习贯彻《五四指示》,决定先搞土改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开。秋后,淄川县委在淄东的千峪村、淄西的黄家峪村进行了土改试点。
  千峪村土改试点工作是在县委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县委组织部长朱光旭带队,仇同喜、孙刚、晏春成等参加。由于千峪村党群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好,工作队进村后,充分发挥党支部和群众团体的作用,首先组织区、村干部学习《五四指示》和上级会议精神,开展了“谁养活谁”、“劳动人民为什么受苦”等问题的讨论,接着分析该村阶级状况,制定了土改方案,然后以“土地还家”的口号,用诉苦会的形式发动群众,对不法地主陈某开展说理斗争,使土改试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经过1个月的试点工作,共斗出土地2000多亩,房屋140间,粮食1万多斤,大牲畜17头。这些胜利果实,分给了200多户贫雇农。翌年,该村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余青壮年加入千峪民兵连,该村成为当时闻名全县的“民兵村”。
第二阶段(1947.3—1947.8):土改运动的高潮阶段
  1947年2月23日,我军在莱芜战役中获空前大捷,并乘胜收复了淄川等10多处城镇。24日,华东野战军集结淄川一带作为期1个月的休整。司令员陈毅和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等领导人先后接见了淄川县委书记陈明达、县长薛玉,对支前、土改等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土改和支前两大运动一起抓。在华野大军的支持下,淄川县委决定立即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改运动。
  (一)举办大型土改训练班
  为宣传发动群众,培养土改积极分子,组织开展运动的骨干力量,1947年3月16日至22日,在龙泉区举办大型贫雇农土改训练班。该区57个村,3.6万人,参加培训班的积极分子2230人,县委书记陈明达作了《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的报告,县长薛玉代表县政府表明了支持群众搞好土改的态度,学员进行了座谈讨论。通过出题目,谈形势,回忆对比,典型引路,控诉蒋军和地主的罪行,激发了贫雇农的斗志,把混入的坏人检举出来,组成了有力的土改队伍。同时,加强了村级组织建设,各村共选出斗争委员会和各部门干部404名。期间,参加民兵的202名,在31个村中发展党员119人。训练班结束后,干部、积极分子情绪高涨,立即回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淄川全县各区先后举办土改训练班22个,共训练土改积极分子13234人,提拔干部1548人,为掀起土改高潮,作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为再现土改斗争情况,现将刊登在当年《党内通讯》上龙泉区举办大型土改训练班时6天的活动记录摘抄如下:
  第一天:早饭前动员选举学委会,建立学习组织。
  在第一次选举中学习委员大部掌握在基本群众手中,而且有三分之二的委员是能起作用的,混进的坏分子仅是个别的……。
  早饭后,进行军事讲话,题目是:蒋军为什么跑了?八路军为什么来了?这一题目的目的是叫群众认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在讨论中一般的反映:“蒋军在莱芜吃了大败仗,才从淄川跑了”。“蒋军有飞机,有美国帮助还打败仗,这是他们不爱民的结果。”讨论到我军为什么胜时,一般反映:“八路军爱护老百姓,到哪里老百姓都拥护……”
通过头一天的讨论,发现有两个问题:
  1.有的群众发言不热烈,不普遍。
  2.部分干部对领导学习信心不强,害愁没办法。
  经过了解,群众发言不热烈是因为有三怕:一怕羞,不知说什么好,怕被人耻笑;二怕说错了话,被干部当特务办了;三怕本村来的坏人、狗腿子回家送消息,自己找难看……。
  针对群众的思想,训练班领导提出:“咱们都是穷兄弟,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少说也行,说一句也行,说错了区上干部也不会当坏人办,对混进来的坏人、狗腿子要检举。
  后来通过工作 ,群众检举了坏人。如大奎庄、辛庄群众最初不敢说话,经过了解,将混入的1个汉奸和1个三青团员及辛庄的2个叛徒共4人逮捕起来,群众情绪就比较高了。
  在领导发动群众发言时,提出了通俗的口号如“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要找根子”等;从讨论的大题目中找出许多小题目,来加深讨论,并采取“留洋”办法,派代表到发言热烈的小组去学习。
  第二天:经过一天的小组讨论,群众的发言情绪提高了,“变天”思想已初步在部分群众中打破,但还不彻底。为了启发群众反蒋诉苦,即出了题目让群众讨论“我们共受了哪些苦?我们就白挨了吗?”等,这天的讨论比第一天有很大进步。在讨论和诉苦中培养了20多个苦主,午饭后大会诉苦。在诉苦中,辛庄苦主说他兄弟被地主用石头对着石头砸死;圈子庄抗属诉苦说:特务王西奎用子弹头拨他哥哥的肋条,打得死去活来;龙口村有一老年妇女,一边诉苦一边哭,感动得许多人都掉下泪来。每个诉苦人讲完,即紧跟上群众自发的呼口号。诉苦人一个接一个上台,直诉到天黑还有10余人没有挨上号。这次诉苦大会开过后,群众的觉悟与情绪大大提高。有的说:这个办法好,咱回去就这么办!通过这次诉苦会,学员们都动员起来了,纷纷讨论回到庄里后斗争谁。渭头河村的人员要求将他们庄的坏人抓起几个来,其他庄还有自动回去绑了坏人送到区里的。
  第三天:早晨进行改选村学委会。因经过第一、二天的讨论,涌现出了大批新积极分子,也看出了不起作用或成份不好的学习委员。为了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参加学委会,提高群众领导群众的水平,改选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学委会改选统计表
项目
村数
学委数
成 份
改选变化
工人
手工业者
雇农
赤农
小商人
中农
贫农
连选
落选
新上积极分子
数目
57
477
188
17
4
88
1
20
244
223
175
254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批的新积极分子参加了学委会,不起作用的被淘汰了,而且这次比第一次慎重了。如:麓村庄1个干过伪自卫队的补选上了,引起了争论,最后一致意见是:他不够资格,被否决了。万山选掉1个办伪公的学委主任,群众发言更热烈了。
  讨论转上阶级教育与土改相结合。讨论题目:“咱们为什么没有地?怎样才能有地种?”在讨论中反映出不少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地主是靠剥削人富起来的,但也有少数群众认为自己没有地是命不好等等。吃过午饭,由县委书记陈明达讲中共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说明共产党是代表什么人利益的政党,指出自中共成立以来,即拥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第四天:上午根据县委负责人的报告提出了讨论题目:共产党是替谁办事的?参加共产党光荣不光荣?什么人才能参加共产党?有的学委提出:地主坏人和谁一伙?受罪的和挨饿的穷人是和谁一伙?这两伙人哪一伙能参加共产党?通过这样的讨论,从思想上打下了发展党的基础,提出了消灭党员空白村的要求。
  下午与晚上进行对省政府土改法令的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使群众认为土改是合法的,要大胆起来要土地……。
  第五天:这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
  这一天安排了四个讨论题目:
  1.不干能不能翻身?庄里没有领头人行不行?叫谁领头呢?
  2.工人、贫农、雇工、赤贫不和中农一伙行不行?怎样团结中农?
  3.单纯我们几个受训的回去办,办了办不了?
  4.穷人不一心行不行?特务造谣怎么办?地主坏人收买怎么办?
  通过四个问题的讨论,使整个训练班人员的情绪又有了新的高涨。
  吃过午饭,训练班人员集合,全休人员进行宣誓,誓词是:
  1.咱们都是劳苦人民,办公事不忘本。
  2.谁若是背着两面鼓,叫他人财两空,叫他五雷轰。
  3.大家一条心,齐心刨蒋根,为了保饭碗,特务要除尽。
  4.八路军、新四军打仗为了咱,支援前线好好干。
  5.共产党、毛主席替咱们大家出主意,毛主席,毛主席,咱们永远跟着您。
  宣誓之后,县长薛玉讲话,表明了县政府支持土改的态度。在薛玉讲话时,会场上拥护民主政府的口号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之后,区公安员宣布了特务王西奎的罪恶,将王西奎拉到刑场,执行枪决。
  第六天:是训练班结束的一天,各村已事先回去拿来了锣鼓,有的制作了红绿小旗。吃过早饭就锣鼓宣天,各村村长拿着委任状,喊着口号,带队回到了各村。
  (二)掀起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高潮
  通过举办大型土改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土改积极分子,他们回村后深入开展了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
  县委加强了对土改运动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与土改相结合,狠抓剿匪反奸反特工作,成立了剿匪指挥部,至5月中旬,基本扫清了四县边区的匪特,为开展土改运动扫除了障碍。
  1947年2月2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简称《二、二一指示》)。鲁中区党委确定淄川县为土改复查试点县,在鲁中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淄川县掀起了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的高潮。4月5日,淄川县委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县委书记陈明达指出:要大胆发动群众,把反蒋诉苦、反倒算与土改结合起来进行;要大胆使用土改积极分子,立即撤换伪职人员;各区要在15日前将土改复查运动全面发动起来。
  是年5月《大众日报》以“淄川县土改大部完成”为题报道了淄川县的土改情况:淄川新收复区土改大部完成,全县11个区676个村,已有蟠龙、龙泉、崔军、洪山、商河、萌山、金寨、城区等8个区500多个村全部完成,昆仑、蓼河、冲山等3个区亦大部在分配土地。仅蟠龙、龙泉两区的农民获得土地7.34亩,粮食13万公斤,浮财约值1436万元(渤海币)。土改中全县共有3000翻身雇农被选为村干。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各村普遍建立,民兵、工、青、妇各种群众团体已广泛组织起来。……因为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更加热爱毛主席,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支前保田热情大为高涨,第一批7000人的担架队开赴前线,第二批7600人的担架队随即连续出发……。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培养土改积极分子,全县各区都分别召开了评功选模活动。如:蟠龙区各村选出模范1084人,召开全区模范大会,历时3天半,会上评出了965个功臣,提拔了168个村级干部和507个中层干部。5月18日,鲁中党委《工作通讯》第三十四期印发了淄川县蟠龙区选模评功大会经验。
  是年6月,淄川县委为了总结3个月来反蒋诉苦、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表彰先进,改进领导,克服某些不良倾向,推进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召开了“检查领导,整顿思想与评功选模大会”,到会340人,历时15天,共评选出180名功臣,18名模范,提拔99名积极分子为区级干部,并追认被捕后,面对敌人严刑逼供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原洪山区分区委书记肖德秀为“气节模范”。通过评功,发扬了正气,提高了广大干部为人民立功的思想和竞胜精神,得到了上级党委的高度评价。鲁中区党委7月10日出版的《工作通迅》第三十七期以《淄川县总结领导,整顿干部思想,评功选模大会的经验》为题,介绍了这次会议情况。
  这一时期的土改复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全部消灭了地方和富农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等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现象;绝大多数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组织上取得了领导地位,广大农民生产、支前、参军、拥军的热情空前高涨。
第三阶段(1947.8—1948.3):复辟与反复辟斗争阶段
  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阶级之间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变革的对象----地主阶级,有着多年的统治经验,在社会各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必须经过反复的较量,其过程也必然要经过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土改运动中,开展反复辟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国内战后,淄川县委于1946年7月撤出淄城,淄川县有些解放区被敌人占领,部分被斗地主和伪职人员乘机复辟倒算。淄川县独立营和县公安局武工队及时深入敌占区开展了反复辟斗争。李兰溪带领独立营侦察排插入萌山区凤凰乡,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伪乡长韩玉清和地主复辟分子丁荣梓之妻,逮捕了萌水村策划民兵叛变的罪魁祸首邢书奎等,将萌山区一带的地主复辟活动镇压下去。
  是年8月,淄川县委组织土改积极分子转移备战,蒋军占领淄川城。这时,被斗地主、富农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军队的卵翼下,组成“还乡团”,尾随其主子从济南返回淄川。他们怀着对敢于翻身求解放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刻骨仇恨,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复辟倒算活动。伪县长程学通贴出布告,支持地主向农民复辟倒算,说什么这是“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称我们的土改干部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为“匪”,支持“还乡团”疯狂地迫害、屠杀我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淄川大地。
  下五村公安员张振忠被“还乡团”抓捕后,先进行吊打,再用浸有豆油的棉花粘在被打的伤口上,从脚下点着火往上烧,最后被掀到井里淹死。马庄村干梁奉汝等9人,被“还乡团”抓捕,在青龙山用锨砍下头来,然后将尸体投入井中。张赵村村干张洪胜和下湖田农会干部董洪珂、妇女干部孙氏被“还乡团”用铡刀铡死,并将妇女会长的头挂在村头桑树上。淄城中街街长王宗启被“还乡团”捕去,先进行毒打,再扣在大瓮下呆了两天两夜,最后在大佛寺广场被杀害。淄城农会干部翟杰三被“还乡团”绑在梯子上灌石灰水,活活灌死。农会委员高忠长被灌上石灰水再压出来,再让他坐“老虎凳”,脚下加到七块砖,然后用钳子拧耳朵、拧大腿,被折磨成终身残废。是年12月,台头村干李荣华被“还乡团”大卸八块,并挖脑取心,盛了4碗血,祭奠被我击毙的匪排长。三台村共227户,被“还乡团”杀害的村干和积极分子6人,被打的26户,受罚的42户,遭“还乡团”迫害者占全村三分之一以上。蟠龙区罗家庄妇女会长共产党员刘志霞,在土改中串门走户,发动群众。蒋军进驻后,她随同村干转移外出,后奉命回村侦察敌情时被捕。她面对“还乡团”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英勇就义。蟠龙区为纪念刘志霞及其同期遇难的92名同志,在罗村庄东莲花庵内竖起了九十二烈士碑。据统计,“还乡团”残杀我村干、积极分子1110余名。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淄川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在县委领导下,转移备战的大部走后,仍有骨干力量留下进行了反复辟斗争。《大众日报》在一篇题为《淄川、洪山区干部在蒋占期间坚持阵地领导群众进行土改》的报道中说:“……采用了武装斗争、土地改革、整顿群众组织和反特等项工作齐头并进的方式,一周内,除蒋占‘据点’外,26个边沿村有25个村进行了土改。区武工队也适时深入蒋占区积极行动……”据县委指示,各区干部都亲自掌握武器,组织民兵联防,口号是:“硬骨头的向前去对敌斗争!”“反对铁嘴豆腐脚!”“要干就服从组织,服从纪律。”由于组织严密,教育深入,因此,干部都深入到群众中去带领民兵打击“还乡团”的复辟行为,支持群众控制地主,保卫秋收分田分财。由于上级撑腰,武装支持,群众迫使地主找保人,保证不随“还乡团”作恶。有的地主家属和保人一齐保证说:“我们决不让俺们的人去惹祸。”
1948年3月22日,淄川城获得最后解放,这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以人民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第四阶段(1948.4----1951.3):结束土改阶段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经过几年的反复,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至1948年3月获得最后解放时,尚未彻底结束。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7月,淄川县委、县政府遵照《土地改革法》和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建立了县土改委员会,继续领导全县开展土改工作。为了摸出结束土改工作的经验,县委抽调部分干部,用3个月的时间,在查王乡开展了结束土改试点工作。现就档案资料《淄川土改情况报告》中列举的典型——查王村结束土改情况摘抄如下:
  查王庄全村219户,1088人,耕地1351.81亩,群众以农业生产为主,有的在农闲之际干工,个别在矿上当职员,另有三、五户做神香的,几个开小铺做小贩的。该村是恢复区,原土改较为彻底。
  (一)土改及复查情况:该村1946年开始反奸诉苦进行土改,1947年土改复查,1948年反倒算处理浮财,1949年落实政策调整土地,处理两户土改不彻底的地主。几年来不断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因为战争是拉锯形势,而土改也是随战争形势反复。敌人倒算,我们反倒算,反复两、三年展开尖锐的斗争。在土改政策的执行中是有偏差的,起初重视了敌伪成分,忽视了地富成分。如1946年反奸诉苦反贪污,重点斗了伪村长、伪先生等9人,其中富农2户拿出土地40.8亩,中农4户拿出土地33亩,而3户地主土地根本未动。1946年6月敌占淄川时,9家被斗户进行复辟倒算要回土地。未备战的13个积极分子,被用绳子绑到城里顽县政府,押了42天,妇女会长宗刘氏被敌人绑到树上,打的皮开肉绽数日未得到饭吃,身受重伤3个月未养好。    1947年2月我军解放淄川后,该村备战积极分子牛玉明、牛玉芝、宗希朋等发动群众要回倒算的土地,进行土改复查。但是由于敌人倒算,土改积极分子受了打击,群众顾虑多,这次土改复查未普遍发动起来,只是开了贫雇农培训班,村干民兵积极分子在“左”的口号下,把6家被斗户关押在村公所29天,并提出了复查“过关”等斗争口号。在此影响下,该村地主车希昌、车希甲要求献出土地47亩,浮财一部分。中农要求献地者6户,由于当时阶级成分未明确划分,中农献地户自己认为是富农。
  1947年7月敌人重占淄川,该村地主富农进行复辟倒算,全部倒算回土地、浮财,只有4户中农献田户未倒算。未转移备战的积极分子及备战的家属牛玉明、宗希朋等7人被押到顽县政府42天,民兵队长高绍红被敌人杀害,被打被押的贫雇农家属50余户,民兵车希业被打死,3户备战家属和1户积极分子被扫地出门,生活困难,要饭也不让出门。
  (二)纠正偏向情况:1948年淄川解放后,按华东局的指示,宣布地富倒算之土地要归还原分主,由于群众怕变天,思想顾虑多,不敢对地主进行斗争,村干民兵积极分子进行反倒算,实行包办,强迫群众要地。因此个别群众假要地,有的偷着把土地退回。如高明标、牛茂全分到富农牛佃彦地8.6亩是租着,至1949年才不上租。贫农马佃刚、王新水、宗如玉、高连生等,分到错斗中农高义林之地7亩,原是租种着后来全退回。在浮财方面,全村仅要回粮食极少部分,其余根本未向地富要回。为了纠正过去土改中的偏向,提出坚决不侵犯中农利益,致于过去错斗中农,与中农倒算问题,要当内部问题解决。同时,为满足贫雇农要求,土地仍旧归谁分谁种,对中农损失进行补偿(即不要打哭贫农哄中农)。
  (三)调整土地:由于土改中倒算反倒算反复数次,有的分到土地不敢要,因此土地极不平均。1949年6月调整土地,又查出漏划地主1户及过去土改不彻底的地主2户,斗出26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户。
  (四)土改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1、地主3户28人,原有地87.76亩,改出地71亩,现有土地16.76亩,每人平均0.85亩。2、富农2户24人,原有75.22亩,改出40.8亩,现有34.42亩,每人平均1.44亩。3、中农62户389人,土地604.27亩,每人平均1.61亩。4、贫农152户647人,有土地673.22,每人平均1.04亩(其中贫农分到土地者82户405人,分到土地177.3亩)。
1950年10月,在查王乡试点的基础上,淄川县委抽调165名干部,以一区的13个乡为主,带二、三、七、八区1个乡,共17个乡全面试验结束土改工作。同时,地委在八、十区各1个乡开展了土改试点工作。至1951年1月5日,这批试点工作结束。10日开始,淄川县委抽调420名干部,深入各村抓结束土改工作,进一步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度。由于这次结束土改工作是在蒋政权的彻底失败,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县委充分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向不法地主开展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在蒋军进犯时期有反复辟倒算行为的地主、富农,退出了复辟的土地和财物,表示要在人民监督下,劳动改造,重新做人。至3月底,全县的土改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三、淄川县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尽管经历时间长,中间有曲折,甚至犯过“左”的错误,但就其主流来讲,运动是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其主要表现是:
  (一)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土地问题,是中国历代农民奋起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革命要解决的中心任务。从太平天国起义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场土地改革运动,才实现了几千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把广大农民从封建枷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淄川县通过土改运动,共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142000多亩,房屋25200多间,大牲畜1000多头,农具8300余件,粮食144.34万公斤,小车400多辆,水车100多架。在结束土改运动中,还清理了一批过去的遗留斗争果实,其中包括土地640亩,房屋870间,大牲畜47头,农具17件,粮食8.21万公斤,大、小车5辆。分到胜利果实的无地或少地农民约有5万多户,占全县总户数近50%。
  (二)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敌我界限分明,广大农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
  在土改运动中,地主及其反动分子,政治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县被斗争的恶霸、地主、反动富农、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匪首、惯匪共1800余名,分别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依法惩办。翻身的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全县加入组织的有16316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7.3%。通过土改运动的锻炼,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其中发展党员1217名,提拔乡村干部4548名。他们积极参加政权工作,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政权。
  (三)广大翻身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高涨,积极参军支前,对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写道:“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农民获得了土地,更加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军支前,保家保田。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淄川县就有6288人参军,154000人次支前,对支援莱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做出了贡献,淄川县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有1388名。
  (四)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并逐步组织起了劳动互助组,开始沿着组织起来的道路前进。1951年3月,二区北佛村共产党员孙振甲带领本村11户农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4月,一区查王村马振声,黄家铺村唐忠义也分别带领15户和18户农民成立了常年互助组。到年底,全县成立了4020个互助组,入组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2.7%。同时,农民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使每亩产量逐年增高。另外,农民还要求学文化、学技术,办起了冬学、民校和识字班,决心摆脱文化落后的面貌,有的还组织了业余剧团,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使整个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四、淄川县土改运动的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一)淄川县土改运动的特点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军在淄城附近村镇设立了“据点”,中共淄川县委转移淄西山区活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几次进出淄川城,敌我之战形成“拉锯”形势。1948年3月,全县人民获得最后解放, 翻身当了国家主人。这一曲折的斗争形势,使淄川县的土改运动,既不同于老区(即革命根据地),也不同于新解放区,必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土改和战争交织在一起进行;二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非常激烈。实践证明,土改和战争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也可以说,战争支持了土改,土改支援了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26日,淄川城被解放,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淄川人民获得解放。此时,劳动群众应享受抗战胜利成果,解决土地问题,发展生产,安居乐业。但是,蒋敌伪合流,又挑起内战,把人民重新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1946年1月12日,鲁中军区九师,再次解放淄川城。在九师的帮助下,淄川县委组织干部到各区开展了反奸诉苦、清算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6月,淄川县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在淄东千峪村和淄西黄家峪村进行土改试点工作。此时,淄城已被敌人占领,只能在淄西地区我政令到达的村庄开展土改运动。1947年2月,莱芜战役获胜后,淄川被再次解放。在华野大军的支持下,淄川全县掀起了土改、支前两大高潮。
  由于土改和战争交织在一起进行,淄川城每次被蒋军占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就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残害党员和人民群众。我地方武装则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反复辟斗争。所以,淄川县土改运动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是极其复杂激烈的。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除具有上述两个显著特点外,还具有四大结合的特点,即:土改与整党建党、建设村政权相结合;土改与剿匪反特、巩固人民政权相结合;土改与发动参军、支前运动相结合;土改与发展生产相结合。
  (二)淄川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是伟大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左”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由于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及时指示,淄川县委作了认真纠正,妥善处理,才使运动得以健康、深入发展。淄川县土改运动“左”的错误主要表现是:在土改运动高潮中,实行“大过关”,乱抓、乱打、乱杀人和侵犯中农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发生以上问题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背景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的程度如何?县委是怎样纠正的等等,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从中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问题主要发生在1947年7月土改运动进入复查阶段。土改复查的重点问题是,斗出的土地是否真正分到贫雇农手中了?地主除土地以外的耕畜、农具和多余的粮食、房子及应该随屋走的财产是否完全斗出来了?他们隐藏的财物是否挖出来了?这些财物是否都分配到贫雇农手中了?
  由于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他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负隅顽抗。特别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恶霸特务顽固对抗土改运动,甚至残杀我土改干部。淄川县农救会长王家业在蓼河区开展土改斗争时被敌人杀害,蓼河区区长胡冠英也被敌人杀害。地主、恶霸反动势力总是错估形势,我军在战场上的力量由弱变强,开始了大反攻,他们视而不见,认为共产党解放军“站不住,长不了”。贫雇农闹“穷疯”,成不了大气候,盼着蒋匪帮重占淄川。他们散布变天思想说:“俺爷快回来了。”“中央军来了,叫这些穷鬼下油锅。”他们威胁中农替他们隐藏应随屋走的财物和耕畜、农具及粮食等,耍阴谋,搞破坏,瓦解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正因为阶级敌人如此狡猾,顽固对抗,破坏运动,贫雇农在旧恨上又添新仇。此时,县委根据外地经验,提出“交权于民”,“贫雇农坐天下”的错误口号,有的县委委员跪地盟誓表示支持“交权于民”。群众发动起来后,有人反映:“农民有了土地,眼前还喝西北风”。经县委同意,分了部分工商业者的财物。有的中农也自动“献地”,特别是在洪山区南工厂组织的群众斗争大会,创造了所谓“大过关”。即将群众的“仇人”甚至将怀疑通敌的所谓“特务”及有一般错误的人抓起来,开群众斗争大会,乱打、乱杀,各区仿效这一办法,把土改复查运动推向了炽热程度。
  县委总结《淄川土改复查几个主要经验》,其中有“八大”:即大学习、大发动、办大型土改训练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进行了大斗争、大游行、大复查,还有一个“大过关”。这一经验,鲁中区党委予以批转,在鲁中区的土改运动中产生了一定“左”的影响。
  淄川县在土改复查中,所以产生以上“左”的错误,既有客观的大背景“小气候”,也有主观的原因和工作中的失误。
正因为淄川县的土改运动是与战争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在这种战争环境里,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情况下,稍有疏忽,就会产生过火行动。同时,外地在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也影响到淄川。上级党委的某些“指示”,也促使“左”的错误发生。1947年2月、5月和7月,华东局连续发出《二·一二指示》、《补充指示》和《七七指示》,强调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批评“非群众路线”(即限制群众斗争),克服干部中的自满、松劲情绪,务使土改复查彻底。淄川县委急于完成土改复查任务,切实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便采取了所谓“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法,“交权于民”,一度放松了领导。这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怎样正确贯彻群众路线,如何在反右时防“左”,反“左”时防右,正确引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发展,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条沉痛教训。
  关于乱杀人问题。乱打、乱杀是绝对错误的,回忆当时,在群众发动起来,进入土改复查的高潮时,全县范围内杀的几百人中,有20多名是被错杀了。其中萌山区傅期增的爱人,商河区韩义祥的父亲,金寨区马棚村的邵大娘,他们的被错杀,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对此,县委严肃对待,认真检查,并作了妥善处理。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应当看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进犯,形势恶化。7月16日,鲁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鲁中已大部被敌侵占,各地全党动员,下定决心,艰苦奋斗。”据此,淄川县委决定,除留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外,迅速组织党政机关和部分村干、土改积极分子分别向淄东、淄西山区和黄河北渤海区转移。在撤出淄城之前,已进入临战状态。各分区委决定要枪打那些嗅觉最灵敏,竟敢跳出来复辟的坏中坏,即“露头鸟”。这些“露头鸟”在敌人刚刚压境就复辟倒算,污辱贫雇农,甚至抢劫斗争果实,摇旗呐喊欢迎国民党反动派。不打“露头鸟”,则不平民愤,不打这些“露头鸟”我们则不能顺利转移。淄川县委副书记朱光旭,就是到萌山区组织干部、群众转移时,在大邢家庄被敌人杀害的。县委为了尽量少杀人,曾指示各分区委在转移时可采用“人质”的办法,把“露头鸟”带上,以观后效。在以后的纠偏中,对“人质”经过教育,都一一释放了。对待这一问题,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应肯定一切,也不应否定一切,确实杀错了的,应彻底纠正,挽回影响。
  淄川县委对“左”的错误的纠正是迅速认真的。县委于8月撤出淄城,转移到根据地后,就贯彻上级纠偏指示精神,如:释放“人质”,停止杀人,向被侵犯的中农、工商业者道歉,有条件的赔偿损失等。1948年1月,泰山地委在莱芜县大王庄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和华东局土地会议精神,林乎加代表地委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部署了各县的整党工作。淄川县委在淄河流域的马鹿村开展了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期间,学习了华东局1947年12月《关于暂停土改禁止乱杀的指示》,在初步纠正“左”的错误基础上,又作了深刻检查,从思想上接受了教训,提高了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夺取了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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