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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谦恭虚己的任弼时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4476   时间:2016/1/12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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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为公,严以律己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的党性做到几乎完美无缺。这从体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一心为革命、为人民艰苦奋斗。总之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典范。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投入大生产运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带头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在住地附近开垦出一大片荒地,种上了瓜果蔬菜。边区军民穿衣用布也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男女干部、战士都来纺纱织布,解决穿衣问题。为了带动边区的纺织运动,体弱多病的任弼时还以身作则积极投身于纺纱活动,并向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操起纺车学纺棉纱。他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累得直不起腰。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成绩提高很快,终于纺出了一手好纱。1943 年3 月,在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一次军民纺线比赛中,任弼时所纺的纱被评为第一,博得全场喝彩。这特殊的“第一”,想来令人不禁油然而生无限敬意。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烂不堪,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陈旧的衣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敌6000余人。这一胜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赶到会场,表示祝贺。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粮食,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毛泽东、任弼时等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只是吃米糠、秕谷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熬成的“钱钱饭”。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哪里够吃?何况,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自从允许杀马充饥后,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

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高富有回答:“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吃了没有?”高富有如实地回答说:“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嘛。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听到任弼时的批评,高富有感到很惭愧,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任弼时,自然更加珍爱党的名声和关心党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也在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并严正指出:“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1949年4月,任弼时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在全国胜利以后,还必须同过去一样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份力量。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切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

1949 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影响了任弼时的健康,但他始终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赢得“党内的老妈妈”的美誉

1940 年,任弼时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事无巨细他都亲自抓,十分辛苦。由于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处理问题周到,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大家发自肺腑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老妈妈”。

任弼时在延安枣园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等项工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每天几乎要工作15 个小时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着枣园周围农民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一次,一位老农告诉他:“地里的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大家都忙不过来。”翌日清晨,他头戴草帽,身穿便装,扛着锄头,带领一批机关干部、战士,支援农民除草。农民赵占山的妻子患了急病,穷山沟里缺医少药,正当赵占山准备用门板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却有人前来叩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位背药箱的军医找上门来治病了。真使赵占山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原来,任弼时曾经交待枣园村的村长,凡农民家遇有急事,必须迅速向他报告。这次便是根据村长的报告,任弼时亲自将正在熟睡的医生叫醒,打发前来的。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出东北干部团日夜兼程挺进东北。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东北人褚志远即是东北干部团的成员之一。接令几天后,褚志远去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和蔼地询问了他的近况,又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延风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但他又想,哪能给中央首长增添麻烦呢!而且中央组织部对此已有安排:通知他必须带着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老首长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 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最后,任弼时一直将褚志远送到传达室门口,才紧紧握手告别。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几位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向任弼时汇报情况。每次汇报,总感到十分亲切。他们说:“和人相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同你打招呼、握手,亲切地让你坐在他身旁。谈话时,他总是凝神聚目静听着你的诉说,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他习惯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同时边听边判断。这中间,绝无漫不经心。当你的发言结束后,他才说说他的分析、他的见解,回答你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常用同你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在青委同志陈述的过程中,他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最后缓缓地说:“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任弼时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

任弼时喜欢接近群众,更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延安时,有位基层来访者同任弼时谈边区工作中的问题,任弼时一边仔细听,一边认真记,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那人看任弼时那样重视他的反映,兴致勃勃地说了两三个小时。

他说完后,任弼时耐心地告诉他,哪些问题已解决了,哪些问题暂时还没有条件解决。那人一听不对劲,原来他谈的问题,任弼时早已全知道!有些比他了解得更清楚。他很抱歉地说:“您都知道了,怎么还让我浪费您这么多时间呢?”任弼时说:“不!多听听对工作有帮助……”那位同志明白了:任弼时不愿冷淡基层同志提意见的热忱,他希望从一百句话中听到一句有用的话。他对人是多么注意循循善诱,又多么平易近人啊!

建国后,和气宽容的任弼时关心身边工作人员和体恤民情的作风一如既往。

一天傍晚,保健医生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人家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老农一一作答。他又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是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养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任弼时同意,可以用配给他的那辆旧吉普车。但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一天半夜,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

谦恭虚己,勇于自我批评

谦恭虚己的任弼时经常说:“我们每个干部决不可以把自己现在的地位以及工作中的胜利与成就,看成完全是由于自己个人的本领,以为自己的本领真的比什么都高大,以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懂得自己的成功,正是因为自己是为党工作,才会获得这些成功,反而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英雄’,甚至离开党而去寻求个人的名誉地位,那就非常错误,非常危险。”

任弼时从16 岁参加革命至46 岁逝世,把30 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历尽艰险,奋力前进,对我们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对丰富毛泽东思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居功,从不谈他自己。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与任弼时交谈中谈到任弼时在红二军团整军建党的经验时,任弼时马上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的功劳,是红二军团同志集体努力的功劳。”

任弼时不论对干部还是对平民百姓,都虚心相待,从不摆架子。他同人谈话,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平等的态度,就是对犯了错误的人,也很少指责,而是讲清道理,指出错误所在和改正的办法。他和蔼可亲、以诚相见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因为刚到不久,战士们大多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像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当他的动作稍有进步时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这时,通讯员跑来喊:“请首长去开会。”那位战士一问,才知道这学刺杀的人是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脸一下涨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以后要继续教我学刺杀技术哦。”

任弼时在北京养病的时候,常到景山公园散步。他的身体不宜走远路,警卫同志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但这个小门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他拒绝了走小门的建议,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任弼时的谦恭虚己,更难能可贵地还表现在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并善于总结出自我批评的方法。

湘赣苏区是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湘赣苏区是在“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着如何评价湘赣苏区历史的问题。特别是湘赣苏区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执行了“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存在着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复杂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以王首道、张启龙、袁德生等为核心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这段后来被称为旧省委的时期。虽然旧省委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的“左”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依然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并打击了张启龙、袁德生等省委领导。1933年6月,任弼时到湘赣后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已经完备,“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仍无法满足临时中央的“左”倾要求,任弼时领导的新省委仍被批评“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湘赣苏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的后期。延安整风的最后阶段,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对各个苏区的历史作出结论。作为中央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任弼时也表示有必要对湘赣苏区的这段历史给予评价。正是因为如此,任弼时以当年湘赣新省委书记、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湘赣工作座谈会,他的发言也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

在发言中,任弼时开宗明义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临时中央的更“左”的路线,在土地、军事、肃反等问题上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对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表示:“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作为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任弼时客观、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原来湘赣省委的干部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能够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原载:《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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